祖年间定下来的，现在已经过去二百多年，居然一成不变，这为什么？官僚体系的惰性加上能力不足，就算是当年张江陵的改革，无非就是敲敲打打，修补一下漏洞，叫他推翻祖宗成例来做整体的改革，也是力不从心。中央是这样，地方有没有权力？当然没有，税赋全部是中央收去了，地方只有少量的牙行税和摊派杂捐来维持，洪武年间战乱刚停，人口只数千万，地方残破，百业凋零，所以凡事镇之以静，又考虑地方官会鱼肉乡里，所以不给他们太多的权力。地方的权力从秦汉之后到唐是一个变化，唐之后又是一个变化。以前，中枢为官和地方为官各有好处，汉的丞相是万石，中枢的九卿则是两千石，地方的太守也是两千石，太守可以直接被任命为九卿，九卿出任也只是太守。太守可以征辟属官，任免僚属和管理属县，乃至军队与征税，汉之太守，权力之大不是现在大明的知府能比的。正因为地方豪强权力太大，汉末各地太守以至能自立，到魏晋时，地方豪强士族等若诸侯，那时中国算是又有回到封建制的样子了。”
孙敬亭听张瀚说过集权与封建之分，对封建，士大夫们都明白，大明开国之初太祖高皇帝也曾经想封建，沿九边封了一路的塞王，亲王礼绝百僚，尊贵无比，而且能掌握地方的兵权，负责边境的防御，可惜这种权力太大，哪怕兵权也不完整，而且不掌握政权和财权，仍然足以叫后来的帝王感觉到莫大的威胁。建文削藩是失败了，但往下去的大明皇帝无一不在削减地方诸王的权力，一直到把亲王囚禁起来，无事不得出王府，出城扫墓一年也只有一次，形同囚徒的地步，这才感觉到稍稍放心。
这种完全的集权，最少张瀚认为的完全的集权发生在明清之际并非没有理由。
“真是一篇大文章。”孙敬亭相当震惊的对张瀚道：“你是怎么想到的呢？”
“我只是擅长从事物的表面之下来寻找真相。”
张瀚这一次并没有说是直觉或是被托梦，毫无谦虚之意的笑了起来。
事实上他理应骄傲，尽管在中央集权和分权的理论上张瀚是受到孟森的启发，但是身处大明，对大明的弊病才看的更清楚。
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政体失衡，中枢和地方的体系设计的都有严重的缺陷。
整个王朝在中期就运转不灵，只是靠老天给的强人来力挽狂澜续命，到了万历之后就是积重难返，现在就是把张居正复活也解决不了大的问题。
还好整个东亚在此时都在烂下去，如果不是大明内忧外患实在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其实蒙古人已经没有进取心，女真人才三万战兵，不是大明烂到骨子里，运气又太糟糕的话，可能挺过小冰期，然后用开放进取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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