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和记会做何反应。”朱之余有些拿不准，自己是等着锁拿到京师，还是偷偷还乡潜藏，以和记的实力，只要张瀚回到草原上，十几万大军一个月内就能南下，横扫大同宣府到京师一带，隔绝陕甘，整个北方瞬间就会大乱。

　　如果和记真的这么做了，朝廷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可言，只能退缩防守，京师不失就是朝廷最后的底线。

　　退守京师，徐图反击，这是天启皇帝在时定下的策略，朱之余看当今皇帝的手腕做法，恐怕未必会这么做。

　　朱之余的怀疑并不错，崇祯在执政十七年给人留下最大的印象就是急燥，总是犯不该犯的错误。

　　崇祯二年时他才十九岁，怒杀袁崇焕导致关宁兵叛逃，还可以原谅是年少缺乏经验。

　　崇祯四年到重修大凌河城，逼迫张春吴襄等人援助，调登州兵渡海援辽，结果导致吴桥兵变，祖大寿和祖家精锐尽失，张春所率大军全军覆没。

　　崇祯十一年逼卢象升与清军会战，又不给全力支持，导致卢象升兵败战死，再于十四年逼洪承畴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与皇太极会战，明军精锐尽丧，事实上亡国。

　　到了孙传庭好不容易凑起了一支十余万人的大军，当时的有识之士无不劝皇帝慎重，不可轻易与李自成决战。

　　有文官上奏说：这是皇上的最后一副家当，绝不可轻易拿出来使用。

　　崇祯不听，逼迫孙传庭率最后的主力与李自成决战，后果可想而知，明军根本没有完全准备好，而农民军的实力其实已经远在孙传庭掌握的秦军之上了。

　　孙传庭的“最后家当”一完，崇祯其实已经坐着等死了，这是人人都看到的事实。但一直到农民军距离京师很近了，崇祯既没有下定决心南逃，也没有下决心调关宁兵来驻守京师，首鼠两端，既想活命，又要名声，该做决断时不敢做，不该做的决断时，又完全不计后果。行事往往冲动，对事情的结果不充份考虑到失败的可能，总是充满幻想，焦虑，急燥，残酷。在其治下，既没有能有担当的大臣，也没有一心为国的将领，少数的几个能担当大局的大臣，不是被他逼死，就是被他杀死了，这样的人，吊死煤山完全是咎由自取，只是其临死不放太子南下，简直莫名其妙，害了自己不说，连大明江山和华夏的文明传承，也是叫此人给害惨了。

　　朱之余当然不会考虑的那么深远，但他已经感觉到了皇帝做事的急切和莽撞，如果兵祸连结，自己又何必跑到京师受罪？先躲起来，若是和记得了天下，自己曾经的经历反而是种助力，新朝需要大量的文官帮手，没准自己还能扶摇直上，更进好几步呢！

　　“东翁。”朱之余的一个幕僚就是大同人，对张瀚充满敬佩，他有些担忧的道：“和记的矿兵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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