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算预算案是天启二年，比起万历早年二百万左右的收入增长了六百余万一年，这其中最大的增收当然是田赋增收，然后就是杂项增收，也就是商税征收的力度和幅度都增大了很多。
天启年间的征税力度确实很大，民间的压力也很大，这导致在崇祯早年时放缓征收，减免了不少赋税，后来成为东林党的罪状之一。
其实从天启到崇祯年间，征收杂税和商税贴补国用是朝野的共识，魏忠贤没有后人说的那样有能耐和伟大，征税力度加大是东林党在天启四年之前就开始了，天启四年后魏忠贤维持了高额税赋的同时也加大了浪费，中枢开支巨大，光是修陵和给自己修生祠就浪费了太多钱财，到崇祯早期不得不减赋，但后来农民起义加女真两边夹击，崇祯不得已又多次加赋，不仅是田赋增加，其实商税杂项收入到崇祯四年和天启年间已经相差不多，只有细微的差别，不过明朝对地方的管控失调，关税收入始终有限，大量的好处落在勋贵太监和文官加富商手里，并没有把东南的富裕利用起来，可惜可叹。
“这事不是定局。”刘国缙道：“老李，你们要千万保密。”
“这是自然。”李国宾肃容道：“这是何等大事，我岂敢出去胡说八道？”
“很好。”刘国缙满意地道：“日后你有事再来，老夫帮的上的，总会设法相助。”
“多谢老大人。”李国宾两手搭起来，长揖下去。
……
李国宾回家后已经是过了二更，墙角的自鸣钟快指向十一点，他洗了洗脚就匆忙睡下，感觉精神上无比疲惫。
这一觉却没有睡好，一直发梦，清晨时李国宾醒了过来，他一下子就想到了昨天的事。
李国宾是土生土长的京城人，出身也很富裕，不贵，但富。但自小他就见过很多穷人，京师里穷人很多，一个一百五十万人口左右的大都市，在当时的整个天下都是独一份，这个城市里当然有无数的富贵人，最富贵的住在紫禁城里，然后是东城西城住着勋贵和官员们，也有富人依坊而居，再下来就是住北城或南城的平民，再下来就是那些最底层的贫民，他们多半是店铺的伙计，城南的农民，卖力气活的，帮闲打杂的，这些人很少有储蓄，经常吃上顿没下顿，但好歹会有一个家，一家老小团在一起过活。最惨的就是那些经常跑到京城来的流民，天下很大，不过流民多半来自北方，遇到北虏入侵的兵灾，地震，旱灾，水涝，北方各处一遇到灾害，京城里就会有大股的流民，拖家带口，有老有小，李国宾有一次看到一家人挤在屋檐下，冬天时天空落着小雨，屋檐下的青石板都湿漉漉的，这家人挤在一起瑟瑟发抖，但后来他们就走了，天时又好了，他们又回家种地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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