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那样被尽数罢废，总算是取得了一场变相的“胜利”。

　　这样最好，起码这个时空里，司马光和王安石两个人，身后的污名和非毁，将会比苏油穿越来的那个时空小得多。

　　不管真假，大宋也需要这样两个标杆，作为如今所有官员的榜样。

　　苏油之所以着急忙慌地赶回京城，还有一个原因，司马光临死前立了遗嘱，让苏油为他主持丧礼。

　　这个可是大事件，另一时空里司马光的丧礼由程颐主持，此公泥古不化，导致蜀洛两党大起党争，保守派内部由此彻底分裂，之后被改革派翻盘。

　　这样的事情苏油当然要全力压制，而且如今他也有这个实力。

　　程颐可以不服苏轼，但是不敢不服他苏油。

　　官场不论，在学术辈分上，苏油也和张载司马光王安石是同一级，而且是理学一门的开创者，嵩阳书院“天理人情”的校训，就是苏油最早喊出来的，同时他还是嵩阳书院最大的赞助人。

　　而嵩阳书院的外围，就是郑州理工学院、嵩阳兵工厂、大宋宗室权贵们把持的工业大基地。

　　苏油在这些地方的影响，毫无疑问也会反射回嵩阳书院。

　　真要认真论起来，程颐还得管苏油叫山长，叫师叔。

　　而以司马光和苏油的深厚交情，大宋没有一个人认为司马光的这道遗命不合适。

　　从调查河北开始，两人做了无数次的战友。

　　在司马光最沉沦的时刻，是苏油一直在不远处陪伴着他，支持着他。

　　这种支持不是表面上的简单问候和关怀，不是为司马光设计了隐士田园风格的独乐园，而是苏油在陕西创造了奇迹，证明除了拗相公的那一套，大宋其实有更好的选择，保住了保守派的“一方天地”和“政治正确”。

　　在司马光心里，这才叫“肝胆相照”。

　　而最神奇的是，在王安石的心里，苏油用同样的一件事，也保住了他身后的声名地位与“政治正确”，同样是“肝胆相照”。

　　这就是苏油入仕二十六年，苟出来的声望与地位。

　　神奇滑稽，然而妙不可言。

　　还是那句话，国家政策有一定的延续性，当政者的优秀政绩，其实很多时候更是前任的努力。

　　前任干实事，背骂名，被赶下台，继任者上台享受前任辛辛苦苦创下来的政治成果，得到天大的名声，这样的事情古往今来屡见不鲜。

　　如今的老百姓是不知道什么国家经济面临崩溃国家财政面临枯竭国家安全遭受巨大威胁这类大命题的，他们只知道安石相公在的时候俺们的日子好苦，各种负担好沉重；安石相公去后负担减轻了不少，年年丰收大家有饭吃；司马作相后废除了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生活一下子就勉强称得上舒坦了。

　　他们也不知道苏油对接下来几年严峻的灾害形势的预判，也不太在意并没有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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