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纵观帝国上下，亩产从西北的不到半石到江南的超过4石，差距多达8倍，在无法精确管理的古代，模糊才是最好的原则。几乎在明朝建国初始，帝国的田税就差不多稳定了下来。

　　在永乐年间，帝国田税基本保持在3200－3300万石，可是鉴于永乐皇帝大规模远征漠北，七下西洋，大修北京城这样的宏伟工程。我们有理由相信大部分开支，以极低的代价作为额外徭役转嫁到了税户身上，成为了一笔不可考的隐性税收。永乐年间的重税使得民间不堪负荷，于是有了安南的背叛和江南富户拒绝缴税的事件。

　　为了平息民间的怨气后来的皇帝轻微的调整了税额，使之长期维持在2500－3000万石的水平。然而，征收实粮不仅对官方而言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对民间，它更是及其沉重的负担。把粮草从主要产地江南运送到北京，成本数倍于粮食本身，而这些耗损都必须由税户自己承担。因此，官方允许把田税的部分或者全部，以折价成银两或其他实物的方式缴纳。

　　以云南为例，用贝壳或水银缴纳都是允许的，考虑到白米和小麦的市价不同，各地运费也有差别：一石的折价最少两，最多－两。田税除部分交到国库太仓府外，相当部分留在各地官府供地方财政使用，在会计帐簿上也仍然采用石予以结算。

　　除了田税外，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各种税名，桑茶畜牧等也需要缴纳各种农业税。而田税之外最重要的税收则是盐税，盐税源于官方的食盐专卖，结税单位是人因此往往也可作为估计人口的依据之一。

　　通常盐税收入相当于明朝田税的10％左右除以上收入外，明朝还可以通过种种合法抑或非法的途径获得几乎与盐税相当的收益，这个税其实可以算是人头税，就是每人每年交的税都是固定的，按说这种税收并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但是现在蚕农连饭都吃不上，自然无力交税，因此这个主要税种收不上来，南直隶的税收自然大受影响。

　　  景县令讲完之后，谢迁一脸郁闷的看向朱厚炜道：“殿下，原来江南的税收减少，都是因为你的原因！”

　　  朱厚炜听后却是对谢迁道：“谢阁老，你这话可说的不对了，算起来你也是工商产业的主要推动者，现在你在朝廷中不惜余力的推广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看来工商业的税收增加调整势在必行，原来的三十税一实在太低了，对外贸易的丝绸关税可是你定下来的啊！”

　　  呃～！朱厚炜的一句话就让谢迁哑口无言。

　　  “嘿嘿～，这样说起来我们也有份，每人府上都有朱厚炜给他们的产业。”杨慎这时也挠着脑袋笑道，朝廷工商业才刚刚起步，无数朝廷官员都参与其中，谢迁和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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