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谨文胸有成竹的对着徐世昌回道：“确实，以当前的国家的财政收入，想要修建这两条铁路确实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还是得借钱修路。

　　但是我们认为过去的那种每条铁路单独借款的方式并不可取，不仅利息高且还带有许多附加条件，不是损失路权，就是不得不向外采购各国指定的材料。这样一来，我们不仅在借款方面要额外付出许多，还要在材料上再被列强刮上一笔。

　　而铁路这种交通方式，一旦建成就会形成独门生意，掌握在他国手中就无疑是把国家的经济命脉交给了别人来控制。所以从国家的利益来说，我们也不可能再接受过去那种附带诸多条件的铁路借款合同。

　　因此经过多方考虑，我们认为铁路必须国有化，只有国有化铁路建设，我们才能平衡全国的经济建设，而不必受到列强的操控。其次，中国的基础建设必须加快速度，否则不足以追回被满清荒废掉的工业化时间，因此我们必须要建立向社会和外国融资的渠道。

　　根据我们东北这些年的基础建设经验来看，想要做到以上这两点，首先就得建立一个单独的部门管理铁路的规划和建设、运营；其次就是建立一个大型的融资投资基金，一方面向海外及社会融资，一方面对基础建设项目进行投资；最后是建立一个由国家控股的铁路建设公司承揽本国的铁路建设。

　　通过以上的方式，我们可以把政府部门从弊端丛生的建设过程中OTg2NTc=解脱出来，以降低铁路建设的成本和提高行政效率。也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率和降低融资成本，并促进本国的工业发展。”

　　说到这里耿谨文暂停了一下，注视着徐世昌的眼睛意味深长的说道：“当然，想要做出这些行政上的变革，肯定是要触及到某些部门或个人的利益的。不过我觉得，现在的局势却正好推动这样的变革，不知徐国务卿你怎么看？”

　　徐世昌本就是从实务上一步步干出来的，并不是那些耍嘴皮子的清流官，因此他只是略一思索就明白了耿谨文提出的解决办法确实是可行的。当然，这么做的话必然是要得罪交通部和财政部这两个实权部门，毕竟成立铁道部和建立基金都是从这两个大部手中分权。

　　民国成立以来，政府中最为强势的几个部门也就是外交部、陆军部、交通部和财政部。外交部的地位高是因为列强在中国的地位所决定的；陆军部就不用说了，这是袁世凯的权力根本；至于交通部和财政部则是因为控制着财权才地位高。

　　而和财政部相比，交通部从铁路盈余中获得的款项显然更为稳定，也不像财政部的支出那么繁多，所以交通部反而比财政部有钱，由此在北洋内部还形成了一个交通系的政治力量。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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