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的风水生气的江浙财团不同，已经山穷水尽的晋商们已经没有选择了，他们需要为自己的家族和跟着票号、商号吃饭的数十万家庭负责，自然就无力向吴川提出什么要求，只有希望对方能够给自己指出一条出路了。

　　吴川沉默了数秒后终于出声说道：“1912年初我接待一位从山东过来的革命同志，他跟我说了一个故事，我一直不敢忘记，今天就和各位分享一下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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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河以北的地区，过去一直都是灾害频繁发生的地方，要么上游下雨，下游水灾，要么上游无雨，下游旱灾。1911年的宿县又是一个灾荒之年，这位同志从宿县路过时看到了这样一个情景。

　　一个乡下农民在县城里卖出了一挑柴，从而买了几块饼带回去。但是他出县城不久，就有饥民夺走了他的饼，这位农民当然跟在饥民身后直追不舍。

　　因为两人都是饥饿交迫无力，因此跑起来都非常缓慢，但是卖柴的农民还是比饥民多了几分力气，前面的饥民眼看着跑不过后面的农民，就干脆跑到了路边的厕所中，用人粪涂抹在饼上，希望能够让农民放弃这几块饼子。

　　但是这个追逐的农民并不因为饼子上被涂抹了人粪而不要，他将夺回的饼子在路边用水冲洗了一下，就放在怀里带走了。这位同志和我说，他一直都记得那位农民的麻木神情和那个饥民的绝望眼神，因此他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革命究竟能不能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

　　乔映霞听到这里觉得有些恶心，曹师宪则江浙湖汉北觉得有些茫然不住向渠本翘看去，而渠本翘心里觉得有些发堵。富贵人家出身的他自然是不可能理解，为了一块饼子两人能争到这样的程度，但他也觉得这样的世道是不正常的，就在他想着应该如何反应时，停顿下来的吴川突然又接着说了下去。

　　“我当时对这位同志是这么说的，革命并不能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但是革命是解决农民吃饭问题的第一步。想要解决农民吃饭的问题，第一是推动土地改革，必须要保证农民拥有土地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第二是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山东的丰收之年，一亩番薯也不过800斤，但是施肥、育种之后，一亩番薯能达到2000斤。化肥和良种哪里来？只有从工业化中获得。”

　　一边回忆一边复述的吴川说到这里就再次停了下来，在面前的三人脸上打量了一圈，这才点明了自己的想法：“渠先生刚刚说，你们愿意为革命委员会奔走效力，愿意为建设祖国尽一份力，我觉得这样的态度很好。只要你们支持土地改革，支持工业化，那么革命委员会自然是愿意接纳你们的。

　　就像你们成立保晋公司从外国人手中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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