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北洋政府颁发《中央行政官官等法》，废除了历代以来的9品18级文官制度，但依然保留了文官等级品位分类制。该法将行政官员分为了特任官、简任官、荐任官和委任官4级，除了委任官由主管长官直接任命外，其他三类都必须经过大总统任命。

　　1914年12月15日，北洋政府又公布《文官任职令》，将所有文官（包括司法官）一起列入4级序列，算是彻底废除了历代官吏之间泾渭分明的局面。

　　虽说袁世凯对于官制的修改，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其大总统的职权，但是在客观上却也废除了历代封建官制遗留下来的恶政。

　　比如，满清时期在地方上的衙前小吏，这些人正经登录胥吏名录的其实不多，大多数是无有俸禄的白手，但是他们在乡民面前却代表着官府，因此常常依仗着胥吏的身份敲诈百姓。

　　光绪朝的游百川就说过：或贴写或挂名，大邑每至二、三千人，次者六、七百人，至少不下四五百人。因此郭嵩焘曾说过：本朝实与胥吏共天下耳。

　　其次则是幕宾，也就是俗称的师爷，清代凡官员必有幕宾替其掌OTg2NTc=管钱粮、刑名和公文诸事，没有幕宾的官员，在官场上是没法干下去的。

　　因此，满清时虽然号称911名国人养一名官吏，但实际上是远远超过的。袁世凯颁发官制废除了这些恶政，也算是表面上极大的减轻了民众的负担。

　　比如民国建立之后，县衙六班公房改为县公署二科、三科或四科，二科者：总务、财政；三科者：总务、内务、财政；四科者：总务、教育、财政、实业。县公署内再无白手和幕宾，皆为国家财政给养之官员或公职人员。

　　无锡县，公职人员不到300人，整个县的人口超过90万人，相当于一名公职人员管理着3200余人；河北盐山县公职人员38人，全县人口万，相当于1名公职人员管理着近3900人…

　　通过以上这些县的数据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民国建立之后，中央政府在地方上的权威受到了严重的削弱。除了靠近通衢大道的大城市外，较为偏僻的地区，县公署只能依赖于地方乡绅对地方进行治理，若是当地乡绅势力较为强势，则县公署几乎无公可办。

　　我们在山东、河北、河南等地推动的土地改革运动，除了在经济上打击了地方豪绅大户之外，也取得了对于地方势力在政治上的打击。但是，在对地方豪绅大户的打击之后，乡村也出现了权力的真空，如果我们不能尽快的填补这一权力缺失，那么不是被地方政府窃取了我们的果实，就是有新的地方势力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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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鉴于此，我们经过了充分的调查和考量，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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