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驻美大使顾维钧来说，当下欧洲出现的局势和美国对于中华民国的重视，都让他认为国家前途正处于一个关键点，只要能够跨过这一步，那么中华民国就能和日本一样，赢得列强们的尊重，从而在国际秩序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作为袁世凯所看中的外交人才，在袁世凯去世之后顾维钧的地位其实是挺尴尬的，因为他和国民党这边没有交集，又和共和党的外交政策格格不入。

　　他此前在北京时和友人谈起对外交、内政的看法时说过，“内政的对象是人民，外交的对象是与国。在内政上有时可以开大价钱，可以开空头支票，反正人民无知无力，对你也莫可奈何。至于说外交，那就得货真价实，不能假一点，不能要大价钱，否则就会自讨没趣，自食其果。”

　　但是共和党这边的外交理念却并不是如此，共和党的外交政策一向都是为内政服务，哪怕明知道提出的外交政策会被外国政府拒绝，共和党也一样会提出，然后以外国政府的拒绝声明去团结国内民众。这种做法在顾维钧看来完全是在玩火，到最后又不得不向外国低头，从而吃更大的亏。

　　毕竟顾维钧是不相信所谓人民的力量的，他一向认为外交是一种职业，把外交决策交给人民去决断，那就是一场灾难。这一点上，他是非常认同自己的大学导师约翰.穆尔教授的，这位教授当过美国助理国务卿，拥有着极为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

　　顾维钧的这套政治理念在北洋官僚中极有市场，但是在共和党这OTg2NTc=里却行不通了。作为共和党的主席，吴川对于外交上的想法和顾维钧是背道而驰的，吴川从来不觉得对外国政府诈骗和恐吓是不道德的，他认为弱小才是一个国家最为不道德的表现，诈骗和恐吓并不算。

　　面对这样的上级，哪怕顾维钧再怎么想要向对方靠拢，也是难以忍受吴川在外交上过于独断的主张的，特别是吴川最终都证明了自己的外交政策是成功的，尤为令顾维钧感到不理解。他在外国学习了八年，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学的是一个失败的外交体系。

　　哪怕吴川再怎么英明果决，也是无法让顾维钧服气的，他要是接受了吴川的外交理念，就等于是要从头开始学习如何办理外交了，过去14年的光阴岂不是白费了，原本在国内被众人寄以厚望的外交奇才的人设就破灭了，顾维钧自然是不愿意的。

　　因此，当他意识到因为欧洲的局势发展导致美国政府更为需要中国的支持后，他立刻就通过自己的导师去劝说美国国务院，应当把对中交涉的主体放在北京政府身上，这才是最符合美中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的。此外便是向着自己的岳父唐绍仪打了电报，通过岳父向孙中山总统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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