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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这件事一旦发酵起来，东三省士绅必然是要组织起来，要求朝廷拒绝俄日两国的无礼要求的。而以清政府一贯的对外交涉软弱性，他们只会强行压制东三省士绅官民的正当要求，去迎合俄日两国的无礼请求，最终拿出一点好处给俄日两国，以求这两国放弃原本的无礼述求。

　　那么我们会利用黑龙江、吉林民众的愤慨情绪，发起从齐齐哈尔到哈尔滨的起义行动，先将中东路以北地区的清政府支持者扫清。然后在我方挫败了吉林、奉天军队的镇压行动之后，趁着奉天力量空虚的机会，第二混成协再发动起义，宣布奉天起义。

　　这样，我们南北两只起义军互相响应，将集中于吉林地区的清军进行包围消灭，从而赢得整个东三省的独立。一旦我们占据了整个东三省地区，清廷就会张皇失措，不是调动南方的新军北上，就是要把袁世凯重新请出来了。

　　而以此时南方保路运动的高涨，我相信在东三省独立的消息传出之后，南方革命的高潮也会随之到来。则清廷必将陷入首尾失据，焦头烂额的局势之中。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再对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采取政治攻势，劝说其脱离清政府的统治。

　　我相信以袁世凯的精明和北洋集团的私心，必然是不肯同我们拼个同归于尽，最后便宜了清政府和南方的革命党人的。他更大的可能，便是寻求同我们进行妥协，以保住北洋集团在河北、山东等地的特殊利益。更有可能的是，依仗自己手中的北洋集团，寻求革命之后最大化的利益。”

　　蓝天蔚只是在心里略略比较了一番，就知道这要比他同张榕、张绍曾等人谈论过的起义计划要稳妥和成熟的多。和吴川现在这个步步为营的计划相比较，他们设想的秋操发难，差不多就和张良博浪一击的赌博性刺杀没什么区别。

　　因此他不免向吴川提出了两个问题，“那么敢问吴先生，若是革命成功之后，您认为应该由谁领导这个国家？您觉得我们要给袁世凯和他的北洋集团一个什么样的待遇？”

　　吴川沉吟了片刻，方才开口说道：“由谁来领导新中国我认为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新中国的建立应当确立两个目标，第一是带领国民完成中国的初步工业化，以不落后于世界各先进国家的脚步；第二是收回我国之前被列强割让去的一切土地和特权，成为一个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独立国家。

　　谁要是遵从于这两点要求，并能够带领国家朝着这个方向前进，那么我个人是肯定愿意服从于他的。至于袁世凯和他的北洋集团能够获得什么待遇，我以为这要看革命者手中持有的力量和北洋集团实力的对比。我相信，假设我们在战场上不能压住北洋集团，就不要梦想袁世凯和北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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