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川看了看坐在自己面前的两人，又把目光转向了炉子中变幻不定的橘黄色火焰，沉思了许久才回道：“不能不说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不管我怎么去计划，我都找不到一个确定的答案。
就如同05年的俄国革命起源于一个突发性的群体事件，沙皇的卫兵向着前来皇宫前示威的群众开了枪，但事实上领导群众前来皇宫前游行的牧师却是密探局的线人。这位牧师带着群众前往皇宫前游行，只是为了想让沙皇展现自己的仁慈，从而打消群众被左翼人士激发出来的反战和反政府情绪，结果群众得到的只有子弹。
很难想象，如果不是那些沙皇卫兵采取了这样愚蠢的行动，从而激发了全国群众对于星期日血案的同情，05年的革命还会不会爆发。
而北满的革命爆发同样掺杂着诸多不可控制的因素，当然共和党一直在努力控制着，不让这些不可控因素干预到革命的进程。但是我们应当意识到，革命就像是一艘在运河上前进的轮船，一旦我们确定了方向，就很难再令其转向，除非我们先拉上蒸汽闸门。
在我们和日本没有爆发冲突之前，革命委员会也许还有着其他选择，但是当这场战争爆发之后，革命的主导权力事实上正在远离我们。从现在开始，这场革命的成功与否将越来越取决于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发展和各帝国主义的判断。”
斯维尔德洛夫同样陷入了沉思，过了许久方才冷静的说道：“我承认你说的是正确的，革命委员会越是和日本相持下去，沙皇政府的动向就越难以预测。
根据我们现在的情报，俄国驻库伦领事和驻海拉尔副领事，都在煽动当地的蒙古人从中国独立出去。我们和日本人打的越激烈，那么俄国的帝国主义分子就越是蠢蠢欲动。
而俄帝国主义分子的行动又会刺激到德国、英国、法国、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在这样的矛盾冲突下，革命委员会的力量确实是难以捍卫革命的政权的。但我们并不是什么都做不了，起码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中俄人民还是会起来保护革命政权的。”
捷尔任斯基同意斯维尔德洛夫的意见，认为即便吴川的判断是正确的，中国革命的大潮正在退去，但是党不能因此而放弃挽救革命的努力，“…好歹我们手中现在也有十几万的军队，二十几万的革命追随者，数百万的人口，怎么能够就怎么向帝国主义投降呢？”
吴川马上为自己辩解道：“我并不是主张大家接受革命低潮到来的结局，并向帝国主义投降。我只是想要提醒党内的同志，在革命低潮到来之际，我们要预先做好准备了。
我一早就对党内的同志说过，革命委员会之所以能够在北满建立起来，是依靠着帝国主义在满洲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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