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唐绍仪率北方代表团抵达武汉，但是旋即又因为宋教仁等同盟会主事者的坚持，转往上海。12月17日北方代表团抵达上海十六铺码头，但是下了船的唐绍仪等人发现，来迎接自己的只有伍廷芳、汪精卫、温宗尧等数人，其他同盟会高层均未到场。
虽然名义上伍廷芳为南方议和代表之首脑，但是实际出面接待北方议和代表的却是汪精卫。汪精卫因北上刺杀摄政王载沣一事而声名鹊起，虽然借助革命的爆发而获释，但也因此令他错过了参加并领导革命的机会。
不愿空手南下沦为革命边缘人的他于是便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就是“联袁倒清，实现共和”。他之所以想走这条路，就是因为其在北京坐牢时发现了满人宗室和汉人重臣之间已经失去了互信，他认为袁世凯未必想做、会做第二个曾国藩或李鸿章。
在袁克定的引荐下，出狱后的汪精卫前往了锡拉胡同袁宅内谈了三个晚上的共和学说，看到袁世凯渐被共和之说吸引，其又推荐魏宸组加入商讨。魏宸组为人善于词令，和袁世凯连谈数晚，袁终于不再坚持君主，但言中国办到共和颇不易。
汪、魏两人当时便对袁说道：“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袁世凯终于有所意动。而汪精卫和杨度又得袁世凯50万巨款筹办国事共济会，声称要调和南北，但在客观上却替袁世凯稳定了北方的人心。
黄兴在武汉对抗北洋军失利后，终于改变了以武力倒清的坚持，于12月9日向汪精卫发电曰：袁世凯若真能倒清，便请项城充任中华民国大统领，组织完全政府，此非兴一人之言，全国人心皆有此意。
在南京被江浙联军攻下，革命委员会又在关外击退日军的局势下，黄兴做此180度的转变颇耐人寻味。但是对于身在北京的汪精卫、魏宸组而言，这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至此他们这些和平派终于取得了同盟会中部总会对于革命进程的把握。
于是这才有了南北议和之基础，而汪精卫虽然不是同北方议和代表同期南下，不过直接走海路前往上海的他却更快抵达了上海。此时的汪精卫除了是伍廷芳的参赞外，同时还是唐绍仪的参赞，也就是说他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南北议和的主持者。
在北方议和代表眼中，汪精卫可算得半个自己人，于是在码头寒暄了一阵，众人被接上马车前往英租界旅馆时，汪精卫借着和唐绍仪同乘的机会，向他解释了今日冷清的场面。
“克强和渔父前几日去了南京，一时尚未得归。加上南方同志对于议和还不甚理解，因此关于南北议和之事眼下还没有传播出去，今日在码头上就不得不慢待各位了。”
唐绍仪对于汪精卫的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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