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难以认同朱尔典公使的看法，但是对方最终还是表态愿意为革命委员会和中央政府之间做出调解，这才让袁世凯心里舒服了些。不过他也知道，英国人终究还是靠不住，这是借革命委员会之手向他施压，企图让他让出更多的利益。
而在日本人这边，虽然袁世凯在外交上亲近英国人，但是在行动中他其实更亲近日本人。在教育领域，袁聘用了渡边龙圣作顾问，在医疗行政方面，则有古城梅溪、西村丰太郎，法政方面有冈田朝太郎法学博士，财政金融方面有佃一弥，农业方面有楠原正三，工业方面有藤井恒太、盐田真，印刷技术方面有下村孝光，等等。
虽然袁世凯也知道日本人对于中国的野心也是不小，不过他总是认为在列强中日本是最为弱小的一个，因此即便日本有什么野心也比其他列强好对付。此外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差异较小，日本人也能接受中国上下尊卑观念的思想，他使用起日本人来几乎没有什么需要避忌的，所以和西洋人相比他更喜欢接受日本人担任自己的顾问。
这一点上倒是和革命委员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吴川就认为日本太过了解中国的文化，又是一个对中国素来抱有野心的国家，因此在民间聘请一些日本技术人员倒也罢了，但是绝不能聘请日本人作为政府的政治、宣传和军事顾问，从而让日本人掌握了革命委员会的执政思想、决策能力和军事理念。
不过袁世凯虽然和日本人暗中来往甚密，只是刚刚经历了一场战争失利和国内金融风暴的日本政府，眼下更需要在外交上和英、法等协约国协调，因此并不愿意公开给与袁世凯以支持。
就如辛亥革命时袁世凯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非公开的支援清王朝一样，现在日本政府也希望只在暗中支持北洋派，因为他们并不愿意得罪自己的盟友和关外的革命委员会。
只是刚刚上任的北京公使山座圆次郎却是一个激进的大陆主义者，他通过总统府秘书有着留日经历的曾彝进向袁世凯表示，如果北京政府真的和革命委员会爆发了冲突，那么日本驻朝鲜军很愿意配合北京政府行事，但事后应当恢复日本在满洲的所有权益。
对于这位一上任就试图逼迫北京政府对关外铁路事业加以干涉，以令日本资金、技师得以分享关外铁路建设利益的新日本公使，袁世凯其实并没有什么好感。对方的姿态过于咄咄逼人，完全是把北京政府当成了可以随意驱遣的下属了。
不过袁世凯也听说了，这位新上任的日本公使一开始是直接想要和革命委员会办理交涉的，不过革命委员会却懒得理会他，在沈阳碰了一鼻子灰的山座才决定让北京政府出面去对革命委员会施加压力。对于这位欺软怕硬的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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