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对于袁世凯政府的不负责任感到非常的愤怒，他对于亲自上门前来传达这一决定的外交总长孙宝琦说道：“贵国政府如此行事，我国将不得不采取断然举措，关于山东战事问题将不再和贵国沟通，因此而造成的一切后果将由贵国承担。”

　　在日本公使的面前，孙宝琦这位前清的山东巡抚，现在的民国外交总长，宛如是一个做错了事被老师责罚的小孩子，只是一味的唯唯诺诺，毫无半点反驳对方的意思。

　　日置益看着这样的支那官员，心中也不由大为生厌，以近乎驱赶债务人的羞辱方式，结束了这场让他充满了不快的谈话。送走了孙宝琦之后，日置益就开始思考如何应对当前出现的变化。

　　外务省于欧战爆发之际将他派来中国，自然是因为他的对华强硬姿态还要过于小幡酉吉公使，加藤外相认为只有他才能更好的维护日本的在华利益。

　　不过此前都在南美地区担任大使的日置益，此次来到中国之后就发现，中国人对于日本的态度和他印象中出现了一些区别。日清战争之后，中国人对于战胜了自己国家的日本不仅没有任何怨恨，反而出现了一股学习日本的风气，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是亲近日本的。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也正是因此而萌发。

　　但是日俄战争之后，一部分中国人的态度就开始有所转变了，他们虽然赞叹着黄种人首次战胜了白种人的胜利，但是在羡慕着日本极速开化的同时，也开始警惕日本对于中国领土、资源的野心。但是这个时候的中国人对于日本人还是畏惧的，认为自己是不能单独抵抗日本入侵的，所以满世界的去寻找能够帮助自己的列强。

　　可是这一次他来到中国之后，日置益突然发觉除了北京政府的官员对日本的态度没什么变化之外，中下层的中国人对于日本人似乎已经失去了曾经的敬畏。

　　在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人在中国的地位已经和欧洲人相去不远，为了特意区分自己和中国人之间的差别，在华日本人都会显得格外的蛮横无礼，就连本国的外交官员都认为，中国民众对于日本的好感度急剧下降，和这些在华日本人的行为，特别是那些在华日本浪人的犯罪活动是分不开的。

　　只是日本政府中的一些官员认为，日本作为一个后起列强，在在华利益上的争夺已经弱于欧美列强，而以中国人欺软怕硬的懦弱本性，对待中国过于亲善，只会让中国人优先把利益交给更让他们感到恐惧的白种人手中。此外中国人又无反抗日本之武力和智力，因此对于中国人的观感不必过于忧虑。

　　但是现在的中国民众，在日本人面前已经不是那么的顺从了。根据日置益的调查，这正是辛亥革命之后发生的变化。因为日本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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