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袁世凯召集了孙宝琦等外交部官员商议，应当该如何应对当前的外交局势。对于袁世凯的询问，孙宝琦只能摇头苦笑着说道：“英、法、俄、美四国公使虽然有意调停我国同日本之间的冲突，但是几位公使认为我国政府并无能力制约革命委员会，因此他们并不愿意和我们进行交涉，而是派出了代表前往哈尔滨。我看让外交部出面和各国商谈和平一事，恐怕只会让我们自取其辱。”

　　袁世凯听了孙宝琦的回答，心里顿时就有些不舒服了。虽然他知道对方说的不错，要是让他和吴川易地而处，恐怕自己也是不肯把这样出头露脸的事交给北京来处理。

　　毕竟除了镇南关大捷之外，中国这几十年来还是第一次跨出国境击败了一个列强。如果能够把这份功劳加诸于中央政府头上，那么新朝的气象不就出来了么？

　　和孙宝琦隔了数个座位的顾维钧似乎看出了袁世凯的心思，他只是略一沉思就出声说道：“孙总长这话说的差了，不管各国公使如何自说自话，当前能够代表中国的终究还是北京，绕开北京去同哈尔滨办理交涉，这在国际法上也是说不过去的。

　　更何况，这一次抗击外侮革命委员会虽然很大的力气，但是北京政府难道不也是承受了极大的压力的吗？如果革命委员会还识得大体，还不打算起兵造我们的反，那么就不应该想着撇开外交部和各国进行协商，否则他们同南方那些乱党又有什么区别？

　　最后，我们终究还是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要是各国公使只是这么随口一说，外交部就唯唯诺诺退让一边，纵容各国去同地方势力接触交涉，各国政府恐怕只会更瞧不起我们，今后外交部还要如何出门和外国办理外交？”

　　外交部次长曹汝霖对于顾维钧的冒失大为不满，他当即说道：“若是没有张勋一案，我们对各国同革命委员会的接触绕过北京提出抗议倒也不妨。但是现在么，中央和哈尔滨之间恐怕是互相猜忌要更多一些，如果我们硬要在其中插上一手，而革命委员会又不作理会，中央到时在各国代表面前还有面子吗？”

　　顾维钧却不以为然的说道：“张勋此人仗着和大总统有旧，一贯在地方上我行我素，丝毫没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

　　年初时大总统下令各军、各省都要换掉前清旗号，换上我中华民国之旗号，可是张勋拒不服从大总统的命令，虽然去掉了前清旗号，却也没有挂上民国的旗号，而是自己找了快红布在上面写了个张字，然后就挂在他的督军府上空，一时被报纸引为笑谈。

　　试问，这样对前清忠心耿耿的人，怎么会接受大总统的指示去袭击山东的革命委员会？我看大总统不妨对革命委员会坦诚相对，然后趁着张勋实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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