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回去同张寿增、王葆真等队员交代了几句，就转回来和徐世昌、孙宝琦交谈着向车站外走去了。

　　自《辛丑条约》规定东江米巷改名为LegationStreet(使馆街)后，这条长约3里的胡同就修建起了大量的西式建筑，原先清政府在这条街上的衙署尽皆被迁出，于是在北京天安门前的核心区，倒是出现了一处虽非租界但实质上却是中国政府无法管理的地区。

　　各国并没有公然在东交民巷设立什么巡捕房，但是此地的治安却是由公使团管理的各国驻军负责的，中国警察根本无法在这里行使警察权。也正因为如此，各国的商人和银行都喜欢在东交民巷设立一个门面，从而获得公使团的保护。

　　从《辛丑条约》至今不过14年，但是东交民巷的面貌不仅大变，就连地价也因为大量的外国商行涌入而连年升高，超过了京城其他地方地价一倍有余。不过这些外国商行的涌入，却也带动了此地的商业，使得这里成为了京城有名的商业区。

　　这也使得徐世昌的车队在东交民巷外就停了下来，难以再将周树模等人送入东交民巷内。双方于是就在东交民巷的巷口分手道别，约定了明日一早再去总统府拜访。王葆真倒是没有多关注周树模和徐世昌、孙宝琦之间的互动，作为革命委员会外交事务上的主掌者，他也不可能去和北京政府套什么近乎，他很清楚自己的权力来自于何处。

　　他倒是更关注于东交民巷巷口所设立的关卡，看着检查出入行人的外国军人，即便这些人在检查时还算礼貌，他也觉得这简直就是个屈辱。

　　过去在哈尔滨，俄国人也同样在道里和道外之间设立关卡，检查出入道里的行人车辆。虽然大家都觉得愤愤不平，不过不平的不是外国人在中国的地方上设卡，而是负责检查的俄国军警对中国人的歧视和羞辱，还有敲诈勒索。

　　在辛亥起义之后，革命委员会便一直想尽办法解除俄国人在哈尔滨及中东铁路沿线的警察权和司法权，把这种外国军警在中国土地上执法的事情看做是中国人的屈辱，并写入了教科书内。即便共和党把哈尔滨开放为自由市，也并不讳言这是一种权益之计。

　　一开始，周树模等前清官吏以为，共和党这种做法不过是在欺骗民众，和俄国人打了这么多年交道，他们可没见过俄国人会主动把吞到肚子里的好处再吐出来的。也只有在其他列强的打压下，俄国人才会不情愿的吐出一些，转而要求中国做出额外的补偿，总之吃亏的都是中国。

　　只不过，随着共和党收回了南满铁路沿线的特权，又一步步的压缩了俄国在中东铁路沿线的特权，革命委员会上下才开始慢慢接受了共和党的主张。特别是如王葆真这些辛亥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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