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顾维钧和美国公使保罗.芮恩施显然很有共同语言，而作为一个有志于在外交方面发展的新式官僚，顾维钧几乎每晚都会参加东交民巷举办的各种舞会和沙龙，以获得同各国外交官熟悉的机会。

　　因此在芮恩施上任还不到一年，顾维钧已经成为了美国公使馆的常客。作为革命委员会办理涉外事务的委员，王葆真自然是极为重视和美国公使芮恩施的关系，毕竟现在的美国政府和革命委员会已经结成了类似于准盟友的关系。

　　如果说1913年吴川的访美活动让美国政府意识到在太平洋对岸的中国还有一个亲美的地方政权外，那么在欧洲大战爆发后的今日，美国政府已经看到了用革命委员会牵制日本和日英同盟的可能性。

　　不说芮恩施和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卫理本就坚定的“反日派”，光是革命委员会和美国企业界之间越来越密切的经济联系，就不能让美国政府容忍日本对于革命委员会的军事入侵行动。

　　而革命委员会在战场上的表现，也同样给了坚定支持革命委员会的芮恩施在国内和远东以巨大的政治回报。此前因为大战的爆发，使得英法不得不向美国有所怀柔，但英法并不认为美国有威胁协约国的力量，毕竟美国只有一只人数不多且装备落后的陆军和一只稍具规模的海军，自保有余而进攻不足。

　　在外交场合上英国总是把美国视为大西洋对岸的表亲，但在私下英国人常常抱怨美国人，“小商贩式的外交思维，几乎没有什么长远的外交方针，让人难以适从。”

　　因此英法几乎从不理会美国政府对于欧洲事务的看法，即便大战开始之后对于美国政府的拉拢，也是为了获得美国的信贷而不是希望美国插手欧洲事务。对于英法来说，除了在美洲事务上要稍稍听一听美国政府的意见外，这个世界其他地区的问题基本和美国无关。

　　在远东地区，美国外交官的意见同样是不大重要的，除了他们在附和英国的主张时才能获得一些尊重。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却有了极大的改观，革命委员会对日作战的胜利，不仅宣告了东亚一只新势力的崛起，也极大的打击了英法对于东亚事务的决定权。

　　在外交方面革命委员会需要美国的出声支持，而同样美国在东亚的发声也需要革命委员会在背后进行背书，双方基于政治和经济利益上的合作，也就造成了王葆真和芮恩施个人关系的亲密，即便双方相交时间并不长。

　　不过令芮恩施有些头疼的是，他所喜欢的顾维钧和王葆真之间的关系却算不上好，双方几乎从来不会同时出现在他面前。即便在他这里碰了面，必然会有一方选择告辞。

　　只是10月14日这一天，顾维钧终于还是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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