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方汽车厂刚刚返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内，吴川就听说了英、法、俄三国驻哈尔滨领事来拜访自己，正在一楼的客厅中等候着。

　　吴川一边脱掉了有些厚重的外套，一边对着办公室主任胡秉柯说道：“他们这是还不死心，还想把德国人造出的飞机说成是我们转让的？”

　　作为巴黎大学的法学博士，胡秉柯于辛亥革命爆发后返回，不过他选择的是乘坐西伯利亚大铁路而不是海上邮船，因此在路经哈尔滨的时候就被留欧同学给拦了下，参加了革命委员会。

　　一开始，如胡秉柯等旅法、旅英、旅比利时的留学生，其实更支持同盟会一些。一部分原因他们就是海外同盟会的一员，另一部分他们更钦佩孙中山一些。而旅德的留学生则更坚定的站在吴川这边，他们认为吴川所描述的革命计划要比孙更真实可靠。

　　不过，不管是支持孙中山的留欧学生，还是支持吴川的留欧学生，都认为中国必须进行一场社会革命才能追上欧洲的革命派。因此他们对于孙中山和吴川的支持，并不是完全的思想分裂，而只能说是个人好恶的选择。

　　随着革命委员会一步步的强大起来之后，留欧同学会之间的分歧就慢慢弥合了。虽然现在同学会中还有一部分是钦佩孙中山的，但也没人认为应该把孙中山请到东北来领导革命。在见证了辛亥革命中同盟会的表现后，对于同盟会寄托以莫大希望的留学生们，已经否定了同盟会的政党属性，认为这不过是个革命俱乐部，而不是什么有建设性的政党。

　　这些留欧学生之所以支持中国革命，是希望在革命之后中国能够走上西方式的道路，而不是依旧在过去的传统文化中兜圈子。只是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同盟会根本没有表现出，能够引导中国走上西方道路的能力，而宋教仁的调和主义更是在倒退，为了能够获得执政的权力，宋教仁甚至连那些守旧乡绅也吸纳进了国民党。

　　面对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出现的混乱政局，留欧学生们只能全面倒向了共和党和革命委员会。哪怕他们并不完全支持这种依靠组织纪律建立起来的工人政党，而是渴望建立一个由政治理念凝聚起来的自由开放式政党。

　　不过在袁世凯和孙中山两人的合作下，前者反对一切政党，后者反对一切不服从于自己理念的党派，于是大家便很清楚的看明白了，在中国当前的环境下，想要建立起一个不靠武力和组织纪律，光凭政治理念去号召民众的政党，事实上是行不通的。

　　理解了这一点之后，原本还试图在共和党和同盟会之间中立调和的留欧学生们，除了少数几人还在坚持外，大多数都选择了和共和党进行全面融合。从1912年开始连续5年的公派德国、美国留学计划，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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