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川和夏阳交代清楚之后便带着随从返回哈尔滨去了，长春新城的建设历经四年已经初步成形，共和党及革命委员会的一些机关开始搬迁至长春，他也应该回去哈尔滨坐镇了。

　　夏阳和王葆真在送别了吴川之后，也很快坐车南下天津完成自己的新任务去了。在火车上，王葆真虽然忧心忡忡，他的神经可没有吴川和夏阳这么大条，能够面不改色的向整个老欧洲发出威胁，但还是尽责的向夏阳对河北、天津的政局做了简单的介绍。

　　“…北京政府所谓的直隶省，其实要害就在四处地方，滦州、北京、保定和天津。滦州是防御山海关的要点，现在已经被我们拿下，北京以北几乎已经失去了防御地利。

　　剩下的三处地方，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北京城的守备力量相比，其实它在政治上的意义要更重要一些，入城时机如果不到，就算进了北京城也无法让天下人心服，那么还不如先不进城，至少可以在表面上维护住国内的和平。

　　剩下的保定和天津两地，一为河北南部的要隘，一为河北连接南北及海上的交通枢纽，两相比较天津实质上更重要一些。一旦我们拿下天津，则不仅可以断绝北京的出海通道，也能够让关外和山东根据地联系起来，则河北只剩下了通往山西和河南的两条对外通道。

　　北京政府当然也能看到这一点，只是虽然他们已经足够重视天津OTg2NTc=，但却没有胆量撕毁和列强签订的条约。因为1902年，满清同各国约定，距离天津街市30公里以内，中国不得置守卫兵，民国成立之后全盘接收了满清同列强签署的条约，因此此条约定依旧有效。

　　虽然之后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时，以警察取代军队改头换面的向天津驻扎了一支武装力量，但是这只警察队伍的规模不大。这对于我们来说倒是一个好消息，只要能够打破列强的约束，把军队开进天津，就不会遇到什么有力的抵抗。

　　而整个直隶地区的北洋武装力量其实还分成了三块，一个是北京城内完全听从于袁世凯的力量；一个是驻扎于保定的，为曹锟兄弟所控制的北洋第三师；还有一个便是下野在家的段祺瑞的势力。

　　和前两者相比，后者因为下野对于这些部队的控制力并不强势，不过就北洋整体来说，段祺瑞的名望又仅次于袁世凯，因此倒也不能小看其。

　　这一次袁世凯不得不将天津地区让给我们，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唐山事件中迫使英国人做出了让步，使得其不好食言；另一方面就是法国人为扩界一事和天津商民争论不休，北京根本无力调解双方的矛盾。

　　自1902年各国在天津逼迫满清政府撤出驻军后，天津地区的治理方式就和其他中国城市大不类似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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