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义和团等农民运动对于地主阶级客观上的削弱，辛亥革命是否能够成功都是一个问题。

　　正因为如此，我们当前的首要敌人只能是地主阶级，为了尽快消灭这一完全落后腐朽的阶级，使得我国快速进入工业化的建设期，我们必须联合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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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现实当中，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买办和官僚资本的打击下，本就发展缓慢，和地主阶级相比，力量极其的弱小。但是我们自己所控制的资本这几年来发展迅速，今年差不多已经是私人资本规模的6倍以上了。

　　因此对于本国资产阶级的态度，我认为只要不站到地主阶级那边对抗我们，或是不肯和我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其他人都可以进行合作…”

　　吴川对于资产阶级的态度，让宋云桐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他所负责的工作基本就是和资本家打交道，假如吴川认为共和党要和俄国布尔什维克采取同样的对待资本家的立场，那么他无疑是党内最为反对的一个，这意味着他手中所有的工作都将变得一团糟，而他还要承担这一切的后果，这显然是他所不愿意见到的。

　　虽然宋云桐是小地主家庭出身，但是参加革命之后他所负责的一系列经济工作，已经让他从原本的振兴乡村恢复旧时面貌的小有产者思想蜕变为了大工业生产的支持者。只要思想还没有固化，在见识过了大工业生产模式之后，几乎没什么人还会关心乡下那几块田地的产出了。

　　正如吴川刚刚的言论所言，中国的资产阶江浙湖汉北级过于弱小了，在革命委员会的敌人名单上远不及地主阶级更有威胁性，哪怕是党内的左翼委员们，对于资产阶级的厌恶也只是来源于对于马列主义的学习，或是对于欧洲留学时在工厂打工的亲身体验，而不是来源于现在日常生活中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的愤怒。

　　不成熟的中国资产阶级和官僚资本对于民族资本家的打压，使得早期中国的工人阶级直接把痛恨的对象转移到了列强的特权和本国政府头上，而不是把目光聚焦在了资本家身上。毕竟这个时代在中国开办工厂的外国资本家是受到政府保护的，而本国的资本家往往都是政府官员，因此工人阶级自然把一切罪恶都归到了政府头上。

　　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委员会和共和党的成立，对于外国特权利益的收回举措和推翻了满清政府在地方上的统治，这就相当于为工人们出了一口恶气。而之后革命委员会从国外引入的资本，基本都采取了控制手段，以确保这些外国资本不会反客为主，至于国内的官僚资本被没收，并对私人资本设立各种限制措施，这种种的一切都提高了工人的地位。

　　于是，东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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