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川在对各位委员提出关于国家体制上的问题时，显然也是经过了相当长久的思考的，因此在今晚的会议上他也就把过去革命委员会的体制做了一个总结。

　　“…就过去五年多时间东北革命委员会体制的实践来看，君主立宪制、代议制和三权分立制度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实施的国家体制，并不能完全照搬于我国。

　　君主立宪制是袁世凯想走的路，不过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共和体制的道路，这条路不走也罢。从英、德、奥匈、俄、日等国的表现来看，君主立宪制度的核心还是依赖于君主和贵族的自我克制，显然在我国是行不通的。

　　满人皇帝和满汉贵族官僚从来不知克制为何物，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获得了权力之后，他们首先想要确保的还是自家的权力和富贵，而不是什么国家民族的富强。去年的华北水灾，已经揭穿了北洋政府的自私和无能。

　　至于代议制和三权分立制度，它需要国民完成初步的资本主义思想启蒙，和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国家经济的控制。所谓代议，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派出代表同皇权进行交涉以维护本阶级利益的一种方式，西方代议制度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在英法砍下了两颗国王的脑袋，才迫使欧洲的贵族们做出的让步。

　　但是我国虽然推翻了满清政府，可上台的北洋政府同样还是地主OTg2NTc=阶级的代表，他们无法清算皇权和自身所处的阶级，自然就不可能代表资产阶级发言。而我国数千年以来的封建伦理思想，既不鼓励民众同皇权进行抗争，也不赞成权力分散于各阶层代表的手中，因此也就没有了代议制和三权分立制度的实施基础。

　　民元时，国会议员既不代表民众发声，民众又无法监督议员的行动就清楚的证明了这一点。那些被选上议员的民众代表，并没有把自己当成民众的的代言人，而是把自己视为了不受政府管辖的官员，所以他们他们才会用自己手中的立法权同政府进行利益交换。

　　而且照目前的国内社会各阶层的分布来看，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力量都很弱小，我国毕竟是一个农民人口占据九成以上的农业国，按照传统的乡村习俗，各地的乡绅地主一向都是农民阶层的代表，在没有组织的状况下，没有哪个农民是敢于顶撞大姓、族长和乡绅地主的命令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选择代议制度的话，那么国会里充斥的必然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而政府部门里必然充满了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所以，我们不可能支持没有限制条件的代议制度，哪怕北洋团体、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或是那些各地的乡绅代表一起联合起来反对我们，我们也不可能同意这种盲目照搬西方制度的共和体制。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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